野鹤昂藏未是仙 郑孝胥的对联(上)_江阴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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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鹤昂藏未是仙 郑孝胥的对联(上)

2019-09-02 14:44
来源: 作者:沈鹏字号T|T转发打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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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书法家郑孝胥,现在公众可能不大熟悉。不过只要一提他的一幅作品,就人人皆知了:“交通银行”这四个字就是郑孝胥的手笔。

出身于《大公报》、后来创办《文汇报》并长期担任总编辑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在其《旧闻杂忆》一书里有一节讲到郑孝胥:

“和郑孝胥的‘一面之缘’,却更为偶然。

“一九二九年,陕西发生了大旱灾,真是赤地千里、饿殍载道。《大公报》发起陕灾募赈,每天在报上大声呼吁。来报馆捐款的人越来越多,经理部几个同事无法应付,胡政之嘱我下去帮帮忙。有一天,来了一个瘦高的老年人,袍子马褂,腰板挺直,臂上挂着手杖。他拿出二十元,着我登记,并说出了他的姓名——郑孝胥。我在中学时代,就听到这个‘书法家’的名字,在北京的琉璃厂,更见过不少他写的招牌和出售的对联、条幅。于是,我假装听不懂他的福建国语,抽出一张小纸,请他‘留名’。哪知他更加狡狯,马上掏出了一张名片。然后,出门上车走了。”(《旧闻杂忆》第99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)

这段往事绘声绘色,颇有戏剧性。但是,事实是否如此呢?郑孝胥是留下了日记并且得到整理出版的历史人物,我查了其1929年全部日记,这一年郑孝胥确实在天津,不过,没有只言片字记载到这次捐款,而按照他的习惯,钱款出入一般都是记在日记里的。

可是,在1931年9月3日,郑孝胥倒记了这样一笔:“至《大公报》捐无名氏灾赈五十元。”(《郑孝胥日记》第四册第2339页 中华书局)

不排除《大公报》1931年也搞过募赈,也不排除郑孝胥1929年、1931年两次都前去捐款(这期间他确实在天津)。不知道徐铸成是根据日记还是根据记忆写的这一段佚事。依照常情,日记所记应当是准确真实的,也就是说,郑孝胥的记录应当是可信的。回忆录或往事回顾类著作,则可能出现误差,甚至会失实。如果两人记的是同一件事,则有三十元不翼而飞。至于郑孝胥日记里明确写的是无名氏捐赈,则不应在捐款时自报姓名,也不会掏名片了。

这点陈年烂账不去算也罢,我引徐铸成的这段话,意在说明郑孝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书法家名气之大。

郑孝胥成名很早,官运与财运都极亨通。他天资过人,据说四岁习《尔雅》即成诵,十三岁毕《十三经》,国学根底深厚。(《中国书法全集》第78册第22页 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版)清光绪八年(1882年),他考取举人,为福建省乡试解元,也就是与唐寅当年一样是解元,虽然不及状元那样一举成名天下知,但也足以成为一省名士。他后入李鸿章幕府,又曾任内阁中书,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。后升任神户、大阪总领事。甲午战争爆发后回国,任张之洞自强军监司。1898年起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、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汉口铁路学堂校长、广西边防大臣,安徽按察使、广东按察使、湖南布政使等。郑孝胥曾参与戊戌变法,1906年,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,参加立宪运动。他在上海创办日辉织呢厂,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长,成为卖字的名家,同时是诗坛盟主之一,政界、商界,诗坛书苑,长袖善舞,左右逢源。

看《郑孝胥日记》,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日记,可谓忧国忧民,身为朝廷命官,时刻不忘忠君保国,对满清权贵无能贪腐以及朝廷弊端看得很清楚而且极其痛恨,即使江山易帜,他的效忠之心从未有丝毫动摇。这也是溥仪后来长年将郑孝胥视为最信任的心腹的原因。郑孝胥的才学与干练,以及在官场、外交界的资历人脉、声望能力,都是清朝遗老中首屈一指的。

辛亥革命后他以清朝遗老自居。1923年奉逊帝溥仪之命到北京,次年受任总理内务府大臣。1924年溥仪被轰出紫禁城后,郑孝胥利用他与日本政界外交界的资源人脉,策划协助溥仪出逃到日本驻华使馆。后来又策划溥仪复辟,1931年后,在日本人支持下,郑孝胥起草了伪满洲国建国宣言,随后主谋建立了伪满洲国,辅佐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,他自己当上了伪总理。此举让他从此摘不下汉奸的帽子。他与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,不再谋求溥仪复辟当大清皇帝,导致溥仪以及忠于溥仪的人后来对之恨之入骨。再后来他对日本又有不臣之意,日本则过河拆桥,免了他的伪总理之职,最后他死得都不清不楚。这样,中华民国、溥仪以及日本三方面都将郑孝胥列入黑名单。社会舆论对郑孝胥颇不留情,张慧剑月旦品评人物言及郑孝胥时说:“由寒士而巧幕,而诗人,而墨吏,而遗老,而国贼。”

他的书法成就虽然很高,可是身后寂寞,很多年不为书法界所关注,似乎至今没有出版一本郑孝胥书法集,1993年荣宝斋《中国书法全集》第78册,将郑孝胥与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罗振玉合为一集,这是比较集中出版郑孝胥书法作品的一例。

说起郑孝胥与康有为的关系,据《伪满宫廷杂忆》一书,康有为1927年病故,其门人到天津求逊帝溥仪赐康有为谥号,这是封建时代为人臣子的终极荣誉,可是郑孝胥等人认为戊戌变法事机不密,导致光绪帝一蹶不振,追始祸源,康有为实开其端,不应予谥。溥仪听从了此议,康有为遂无谥而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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